用日語寫小說獲得日本文學獎的台灣女孩 李琴峰專訪

「文學創作的關鍵因素是痛苦與孤獨，在同志相對受壓抑的社會，文學較有機會被催生。」

六年前來到日本讀碩士，畢業後當了三年普通上班族，眼看日子彷彿可以如此順理成章地推衍下去，李琴峰（Li Kotomi）卻斷然當起了搖筆為生的小說家。在她的小說中，主角通常身兼異鄉人、女同志與受創者，而皆無可避免地趨歸於某類「逃亡者」，逃離無法選擇的家庭關係、無法改變的社會價值、無可控制的痛苦往事，最終落地彼島，在異鄉與陌生語言的土壤上，開生出微小但確實的花朵，努力面陽。

現實與虛構的距離
「文學創作的關鍵因素是痛苦與孤獨，在同志相對受壓抑的社會，文學較有機會被催生。」

較之日本讀者，臺灣讀者若去讀她在2017年獲得「第60回群像新人文學獎」的小說《獨舞》，反倒可能更感親切，某些重要的族群記憶錨點如：九二一大地震、太陽花運動等，皆在小說中現身。令人好奇，小說家是否刻意在日語寫作脈絡中置入某些臺灣元素，以傳達某種隱微的鄉愁？或是，作為時代背景之音，自然而然地如此安置？

李琴峰的答案似乎傾向後者，對她來說，與其說這些事件是某種政治寓言，不如說是某個世代共同的成長經歷，並永久地留存於個人的生命內部，「我必須承認，主角趙紀惠本身的某些部份是我自身的投射，我們年紀相仿，成長經驗也重疊，所以她的許多經歷，是我本身的經歷去變造的。九二一地震、太陽花運動甚至臺大「百大維新」運動等事件，一旦放入小說中，便成為某種敘事要素。」

對小說主角趙紀惠（趙迎梅）來說，九二一震災使她初次體會到生者與死者之間存在著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亦是死亡在她體內埋下未爆彈之始。至於太陽花運動，當時人在日本的李琴峰並未貼身參與，「我記得小說裡提到太陽花運動的章節，是寫到東京的同志遊行。這場遊行表面看來相當和諧，表面下卻是各種身分與認同彼此碰撞摩擦，僅僅在表面和諧下，這些差異被模糊掉了。小說在這種情境下提到太陽花運動，應該是有意識地放入某些臺灣元素，因為太陽花運動面向太廣，本質上是抵抗服貿，但內部集結了各種社群，包括同志團體、反核團體與某些邊緣團體。我想呼應的是這樣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