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相對論9月 二之一】張輝誠、葉國威／那一路走來的美好
收藏，是知識的累積，與古物相遇，
須憑藉各種知識方能判斷有據，
因此廣泛閱讀尤其不可或缺……
我和國威是大學同學，都是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八五級（師大區別前後屆學生的特殊排序，意指民國八十五年畢業），他是甲班，來自香港，僑生；我是丙班，來自雲林鄉下，土包子一個。我們後來都成為中學老師，開始寫作，成為作家，見識不高不低、成就不上不下、胸懷不大不小。
師大、教書、寫作和收藏，這四組關鍵字，幾乎涵括我們主要生活，很單純，也很奇妙的前半生。
現在回頭想想，我出身的家庭，應該要列入高風險家庭。
我的父親是1949年撤退來台的老兵，阿母則是不識字農婦，心智年齡約莫七八歲。父親退役後，成為板模工人，白天經常不在家，我讀小學時，假日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在外遊蕩。當時我確實做了不少壞事，偷過東西、盜錢、挪用公款、離家出走，不一而足，國中時更是莫名其妙被整（腳踏車長期被刺破，我到現在都不知道是誰，什麼原因？），讀高中時也莫名其妙被恐怖學長狠打兩次（我的兩位同寢室友更慘，被打到轉學），我的內心充滿壓抑和憤怒，物質嚴重欠缺，但我後來並沒有像與我家境類似的父親同鄉友人，他的小孩吸毒又涉賭，混入幫派。
小說家張經宏有一回對我說：「輝誠，你是祖先護佑的小孩。」經宏這樣說的時候，我心頭微微一震，很是感動。我這才想起，我們家四個小孩都沒有變壞，主因應該和我父親有關。我的父親對我有很大影響，一方面他謹言慎行、刻苦耐勞、堅強勇敢、孝順尊上、對妻子不離不棄，另一方面他又對小孩非常嚴厲，若是我們行為有大差錯，他會毫不留情嚴厲斥責，偶爾也會體罰。我長大之後，才能逐漸體會他，他在工地上疲於奔命賺錢，哪有時間和能力來對小孩進行愛的教育，他只能選擇斥責和體罰來教我記住人生的規範，差之毫釐，將來失之千里，責罰和體罰都有很深的期許與愛。
1949年一場戰亂下來，我的父親離開了家鄉江西黎川，獨身一人，無親無故，一個人在台灣掙扎求生，他年輕時經歷過我爺爺經商致富的風光、也經歷大哥虧損家產、家道中落，後來又因戰亂遷徙台灣，好不容易組成家庭，有了自己的妻子和四個小孩。父親一人在台，淪為社會最底層的工人階級，但他知道，他的小孩絕不能再重蹈覆轍他過去的命運，他清楚知道，要改變下一代的命運，只能依靠教育，這或許也是他那麼注重我教養的主因。我小時候，父親便經常大量轉述孔子的名言錦句來惕勵我（雖然很多是張冠李戴）、講古典小說給我聽、教我許多人生道理。
那時父親希望我將來能當老師、拿博士，所以我讀書讀累時，總在課本或考卷上一遍又一遍寫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士、碩士、博士。我一點也不知道台灣師範大學長什麼樣，但這幾個字，確實讓我在最孤單的時刻覺得有希望。
●葉國威：
我和輝誠的故事有些相似之處，父母都是社會底層的人物。
我出生在中國大陸，廣東省「東莞」是我的故鄉。父母親都是工人階級，沒有任何家學淵源。父親在鎮上唯一一所照相館工作，母親則在醫院當護士。我排行第二，當時實行一胎化政策，母親懷我時曾被要求人工流產，但我的父母堅決不肯，堅持要把我生下，於是領導百般刁難，讓懷著五、六個月身孕的母親還必須騎腳踏車到鄉村的衛生所幫忙。有一天，母親值夜班，全院病床住滿，到了午夜還忙得不可開交，一陣疼痛，才剛滿七個月孕期的我，便迫不及待的要來到這個世界。
父母親想給我們有良好的教育環境，決定申請到香港與祖母團聚。當時父親和大哥先成功申請到香港，後來我和母親也提出申請，可是政策突然收緊，我們只好先申請到澳門，再想辦法偷渡到香港。第一次坐小艇偷渡香港，不幸被抓獲，又遣返澳門，第二次歷經危急，竟有驚無險平安到了香港，後來遇上政府特赦，終於拿到香港的居留身分。
我們一家四口擠住在四戶人家的唐樓（公寓），房間只有四坪大，到了香港才知道居大不易，沒有當初想像的美好生活，父母親不能重操舊業，只能長時間在工廠出賣勞力工作賺取生活，根本沒有時間管我們，上學交友，功課學業，我們全靠自己。
不過我深信天生的性格會影響一個人的一生，我從小熱愛中國文化，愛聽戲曲，更想學習琴、棋、書、畫，雖然沒有經濟條件學才藝，但有興趣，我都能設法自學。像小學三年級美勞課上，在馬鈴薯上刻了自己的名字，就成了印章，從此迷上篆刻，經常到市政局的圖書館去查篆體字，自學刻印。先用橡皮擦刻、繼而用積木，最後因同學回福建，請他代買青田、壽山石來刻印。高中畢業，還刻了幾方姓名印送給老師。如今重看印蛻，全無章法，實在幼稚可笑，但這些過渡，都成了大學修習篆刻的基礎。
進入國中，是我人生重要轉捩點。我的學校名叫「伯特利中學」，1922年創辦於上海，1950年在香港復校，「伯特利」在《聖經》中解釋為「天門」，可想而知是一所教會的學校。後來我主修一科「聖經」，受洗成為教徒，甚至有機會報考台灣的學校，全得感謝這所學校。
我高中畢業時，香港只有三所大學，非常難考，當時台大畢業的英文老師建議我嘗試報考台灣的大學。我問她要填哪幾所大學，張老師就說填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和政治大學，方便她來台北看我。就這樣報名考試，幸運分發第一志願的中文系，以及第二選擇的台灣師範大學。
那年代師大代表著希望與榮耀
●張輝誠：
國威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師大，在我們那個年代，是台灣頂尖一流的大學。
當時師大，全部公費，學生讀書不但學雜費全免，每月還有零用金三千多元，一畢業還能分發，擔任正式老師。對我而言，或者對絕大多數和我一樣貧窮的同學而言，師大都代表著希望與榮耀。因此，吸引一群頂尖而優秀的「窮困」學生就讀，也就不讓人意外了。
我高中畢業後，因緣際會以資賦優異保送師大，一路從大學讀到博士，一晃眼畢業也好多年了。如今我仍時常懷念在師大讀書的日子，那個仍舊公費的時代，一大批中南部貧窮學生聚集在師大念書的日子。我們同學有好多是讀不起大學的家庭，就算勉強可以進大學，也必定要靠不斷兼差來養活自己，無法專心讀書。但是因為在師大，我們可以極其安心地享受大學生活，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讀書，可以繼續保有最單純的心靈而不受汙染，可以畢業後就能分發教職而馬上回過頭來養家，可以為貧窮而弱勢的父母贏得一些社會的敬重與尊意。
前輩書信裡的身教
●葉國威：
當時我來師大讀書，是一個人，背一張棉被、一個枕頭和幾件衣服就飛來台灣了。
我們兩個不同班，我已經記不得當初如何結識，不知道輝誠你還記得嗎？我只記得收到老師們寄贈書法時，我就會拿去和你分享，你從不認為我在炫耀，永遠都如自己獲得般歡喜。
我不是資優生，讀大學時，生活除了讀書，就是打工謀生，可說胸無大志。不過讀書確定使我成長不少，國文系上的老師對我影響深遠，對古典文學的閱讀與理解，詩詞歌賦的浸潤，也成為了我日後寫作的重要資源。
除本科外，我還到美術系選修三門課，兩門是王北岳老師的書法和篆刻課，王老師人很好，我在他的課堂上學到很多課本外的知識，上課時除了理論，還有他的收藏品可以摩挲，收藏眼界漸漸打開。後來我自己也開始收集一些書畫器物，這都是受到王老師影響。收藏，是知識的累積，與古物相遇，須憑藉各種知識方能判斷有據，因此廣泛閱讀尤其不可或缺。此外，我也常藉機向前輩學人請教，虛心學習，因為老輩個性寬厚之故，後來我和他們成為筆友或忘年之交。
輝誠你不是曾經寫過一章小說，把我放在文本裡面嗎？
你小說中提到的呂佛庭老師就是其中之一。起因是我曾冒昧聯絡古琴名家管平湖在北京的學生王迪，後來得知呂老也曾是管平湖的學生，當時我在香港買了一張管平湖的古琴演奏CD寄給呂老，他因六十多年未見恩師，一時感觸，特地寫了一篇紀念文章，還寄給我一份。自此我們便常魚雁往返。有一次我到台中探望他，吃過午飯後回到呂老住處，他領我先在客房，說稍作休息後再談，沒想到過了一會，他老人家怕我口渴，又拿了一瓶飲料回來給我。我們吃過晚飯後，我要回台北，他又親自送我到客運站，不讓我先下車，反而叫照顧他的陳大哥親自去買車票給我，然後又親自下車，目送我坐上客運。那年呂老已經88歲，他做這些事，我非常非常感動，這是老輩對待晚輩的風範與溫暖，深烙在我心中，深深影響我日後的待人處事。
國文系汪中老師曾勉勵我，說我應該要繼續讀書，至少念個研究所。其實我也曾動念，可是當時教書工作實在太忙，現實的考量是不允許的。過了幾年，我和同事幼蓮在閒聊的時候，說我是否應該去念個研究所，但是當時我又正為俞平伯所寫的詩卷到處向當代學人求賜題跋，書信一來一往，忙得很。這事她知道，所以她沒有接話鼓勵我，反說我不如多花些時間去和前輩學人通信，比較實際。經過她一說，我好像明白了什麼，便打消了這個念頭。
轉眼二十多年過去了，許多和我書信往返的學人大多已經凋零，存留在我資料夾中的一封封回信，確實比一紙研究所的文憑更加可貴，而他們的風範也永存我心。
如周策縱老師，他是瘂弦先生的老師，是研究《紅樓夢》和五四運動的專家，我和他在台北曾相處過一段時間，他回美國後我們也常常通信，後因俞平伯詩卷我們的話題又更多了。湯晏《一代才子錢鍾書》出版，周老師還特別來信告訴我應該買回來一讀，因為裡面有俞平伯的幾件小事。2005年我和周老師相識滿十年，我曾寫信請他為我賜書「無邪堂」堂號以為紀念，我那時還不知道周老師已經罹患老人失智。不久，周老師把寫好的堂號及一封信寄我，信寫得工工整整，依舊稱我老弟，自稱小兄。一日夏志清老師忽然來信告訴我周老師患病了，我即寫了一封信寄去，回信的確是周師母吳南華女士，我打電話去棄園，周師母接起電話，詳細告訴我周老師病況，還有師母整理周老師案頭，把幾件書法及信寄來給我。收到信時，拆開一看，竟是周老師早前為我寫的堂號和信，原來周老師當時寫了兩張，選了一張寄我，至於那一封信，也就只寫錯了一個字，周老師卻又再重謄了一封寄我。我是晚輩，塗了改了又有何關係？然他不以我為小輩而見棄，就像他一輩子做學問，嚴嚴謹謹，永不馬虎，那一年周老師90歲。
曾任考試院院長的孔德成老師，當年高齡82歲，他題寫我託他老人家寫的俞平伯詩卷跋文時，並沒有隨便寫幾句話就交代過去，孔老師特別翻看了俞平伯的文章，先寫下草稿，生怕自己年紀大寫漏了寫錯了，故預先在宣紙打上隱形格子，並在格子右下方用鉛筆寫上小小的字，再以毛筆工楷書寫。這些前輩學人都是有學問有地位更是上了年紀的，他們做事尚且能如此謹慎不苟，這不就是身教，不就是我們要努力追求的嗎？
●張輝誠：
國威，我已經忘了當初我們如何結識。我只記得，有一回，你邀我到你的寢室，欣賞你新得的回信和書法，我印象中是李猶先生，當時我也不知他是誰，只聽得你如何興奮解說，那裡頭有一種極特殊的熱情與歡喜，你是這樣善於表達熱情和分享喜悅的人。我印象深刻的還有，當時你收藏不少書，書架上和椅子後都擺滿了各種收藏的書。
國威或許知道，當時在師大國文系，資優生和一般生不同之處只在於，有一位指導教授專司指導學術研究。當時絕大部分的資優生都選「現代文學組」，我莫名其妙反骨，刻意選擇與眾不同的「經學組」，便跟著研究《左傳》的劉正浩老師一起研究了四年經學。
劉老師的研究方式是古文經路數，重視資料的考證與編排，我當時心性野，很快就知道這條路並不適合我，在經學研究之途，很快產生了無力感。還沒遇到延續今文經傳統的毓老師之前，我其實不太懂這裡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我是真真切切感受到，經學研究並沒有生命力。──我是很後來才在毓老師那裡感受到經學源源不絕的生命力，因此寫了一本書，《毓老真精神》，表達我內心的震撼與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