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家》從港台文學對讀看紀錄片《1918》與《我城》

為了替在島上曾經或持續用文字深鑿慢刻的一代造字人留下影像，日常的，魔幻的，生動的，文字與文字以外的種種，《他們在島嶼寫作》拍攝企劃持續推進。2015年發行的系列二很特別，除了四個台灣作家，紀錄片造舟載著台灣讀者漂向海的另一端憂戚與共的島嶼，選擇三位重要的香港作家作為文學紀錄片拍攝對象。

紀錄片在兩座島上播映。在香港，大概不太可能有人問：為什麼是是劉以鬯？為什麼是西西？為什麼是也斯？無論談多產，或者他們在文學中不斷探問、逼近、包圍出香港城香港人特殊的身世與時空感，特別是西西和劉以鬯對文學形式多年來驚人的實驗能量，跨媒材創作，研究他們的論文豐盛到幾乎可以稱為「劉以鬯學」、「西西學」。所以，如果要列出香港文學代表性創作者，絕對沒辦法略過這兩個名字不談 [1]。

不過，在台灣，特別是年輕讀者，也許對陳果（拍攝西西紀錄片的導演）的《三更2之餃子》記憶猶新，或者熱愛《奪命金》編劇黃勁輝的說故事能力，卻不一定讀過西西的《我城》，可能也不知道劉以鬯小說與王家衛電影的互文關係。關於兩個島嶼之間的文學對讀史，《我城》特別找了馬世芳談西西，回憶1989年他十八歲第一次在書局買到允晨出版的《我城》 [2]，原不識西西，一讀卻不得了，被小說舉重若輕的文字質地剖開心臟，目眩神迷，馬世芳後來這麼寫：「很長一段時間，我心目中理想的香港，不是明信片上的維港夜色，而是書裏七十年代那座年輕的充滿朝氣的《我城》。」 [3]不過，台灣青年被香港作家啟蒙之前，1984年洪範出版《像我這樣一個女子》，已經先在台灣刮起一陣以西西體「像我這樣一個⋯⋯」起頭造句的風潮，紀錄片也訪問了負責人葉步榮，談起彼時台灣鬧過錯認西西是台灣作家的烏龍時，彷若昨日。

無論是意外被啟蒙還是錯認，陰錯陽差之間也說明了六、七○年代因香港出版環境艱困，作家大多替報刊雜誌寫稿，卻少有機會集結成書，台灣成了香港作家作品出版發行的中心地。

除了書的出版，黃勁輝追著劉以鬯在國民黨在港反共刊物《香港時報》文藝副刊「淺水灣」作主編的線索（1960年到 1962年），來到台灣訪問詩論曾被刊在「淺水灣」的張默，原來，他在海軍陸戰隊新聞報社服務時，因為機構訂閱刊物的關係，讀得到從香港來的《香港時報》、《好望角》。其實，不僅僅是張默，大荒、朵思、葉泥、紀弦等詩人，學者魏子雲，新聞人吳心柳（張繼高），甚至是白色恐怖受迫害的畫家秦松、舞蹈家蔡瑞月，都在「淺水灣」發表過版畫與文字作品，一支台灣文藝偶像團體透過劉以鬯的引介在香港華麗登場。

劉以鬯作為編輯，還企劃、譯介了一系列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作品與文論，盧因寫給「淺水灣」的〈意識流小說的理論與技巧〉正是「意識流」第一次在香港刊物亮相。六○年代，劉以鬯作為香港現代主義推手，與台灣的現代派雖然隔著海，卻總像貼身跳著恰恰。

說起編輯工作，《1918》與《我城》都花了許多力氣讓劉以鬯、西西坐在編輯台後的身形顯影。劉以鬯在戰前中國就已經編過幾份刊物，1948年到港以後，只剩一枝筆，基本上都是靠替報社寫稿、擔任編輯謀生。50年代初期還一個人到陌生的南洋任總編輯（幸好在那認識了太太，而且是認識了一個月就說那你不如嫁給我吧，媽呀）。回港後，他維持日日生產一萬字連載小說送往不同副刊的生活，最多同時寫十三個專欄，還要兼顧處理稿件、排版、企劃等編務。寫《酒徒》時，他每天寫一千字就送去《星島晚報》，我們可以想像一個近似工廠生產線的魔幻場景：小說家禁閉在斗室不斷產字，同時為不同報紙供稿，什麼稿都接，寫好了就趕緊請司機來取件立刻送往報社，完成工作後才到半島酒店吃下午茶犒賞自己，這就是多數香港作家努力在這個城市存活下來的狀態。
另外，西西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中國學生週報．詩之頁》當編輯，雖然後來當小學教員維生，不過又提早退休，靠微薄的退休金勉強養活自己也養活寫作。七○年代先後加入何福仁創辦的《大拇指週報》、《素葉文學》，都是培養起香港本地創作隊伍的重要刊物。但西西在訪談中回憶當初編刊物，那是賠錢在辦哪，除了加入之初要繳費以外，編輯沒有薪水可領，替刊物撰稿也是無償。紀錄片中，西西寫作的書桌被瘂弦命名為他見過最小的書桌。何福仁在《像她們這樣的兩個女子》也談過西西的寫作空間，就是在廁所裡張開一張小摺檯，一屁股卡在另一張小凳子上就開始寫小說 [4]。

類似這樣的香港作家日常，我們也看到羅卡回憶早期文藝少女西西在《中國學生週報》上寫過好多影評稿。她雖然是法國電影新浪潮鐵粉，但在香港重視娛樂性的環境，任何電影影評她都要寫 [5]；後來，西西有機會進入片場觀摩，還接下了西方經典劇本改編的任務。對於導演的提問，西西先是笑她改編的《小婦人》國外都已經拍過電影啦，不過就是抄過來而已；又自嘲不會寫劇本，和龍剛導演合作的《窗》把日常對話寫成了文藝腔，惹得整個電影院哄笑 [6]。但是，後來客座擔任台灣《劇場》雜誌編輯的西西，卻也用廢棄的新聞膠卷剪出一部實驗短片《銀河系》 [7]，形式在當時是非常前衛的。

若說香港作家與電影的關係，劉以鬯小說《酒徒》就反映了香港電影界劇本荒，老闆與觀眾多喜愛把國外故事照搬來港的改編劇本、或者古典文學新裝的故事新編。而主角老劉厭倦了寫通俗小說賣文為生，打算改行寫電影劇本，卻被嫌太過藝術，不但一毛錢都沒拿到，最後劇本還被導演騙去以自己的名義拍攝上映。劉以鬯自己就把作品分成「娛人」、「娛己」兩種，西西也曾經與其他「嚴肅文學作家」一起為專出「三豪子小說」的出版社寫類型小說。

紀錄片慢慢拼貼出劉以鬯與西西的職業生涯，於是我們發現香港作家早就都是斜槓青年，藝術和娛樂的拉扯永遠都紮根在他們的創作日常。不過，若讀兩人的小說，也會發現視覺性的實驗是極強的：劉以鬯的小說拼貼得像一大張方塊錯落、色彩斑斕的報紙排版，而西西的小說有時候甚至看來像電影分鏡，你要從哪一場開始看起都可以，與香港小說家作品多以連載形式發表在副刊上有關。兩位導演也在紀錄片呈現形式的思考上與小說產生對話關係。

巧的是，《1918》裡，劉以鬯在鏡頭前像個孩子一樣，在已然擠迫的書房執著地拼黏、展示一組又一組模型街區、牧場；《我城》中，陳果特別找來香港模型藝術家，搭建西西居住的土瓜灣，重現櫛比鱗次的樓房，讓她在旁邊來回走動，最終露出孩童一樣的笑容。

我認為那是我印象中香港作家最香港，最令我動容的畫面。
生活總是各種窘迫，香港寫作者的執著雖然看起來過於傻氣，還有一點任性，但其實更多是太理解現實，有過挫敗，也許絕望，最後從現實裂縫中長出來仍有抵抗性的，透徹與淡然。

「爬格子是痛苦的，跳格子是快樂的。 」 [8]這是香港作家的純真，也是香港作家的複雜。

因此我貪看《1918》中黃勁輝特寫劉以鬯痴看他拼裝的模型牧場，滿臉都是心滿意足。又不顧太太阻止，對著鏡頭拿起人，拿起樹木，獻寶一樣像在說你看我造人我造樹呢。果然一拿起來，樹木碎屑灑落，太太要劉以鬯別管了放著吧，鏡頭還在拍呀，我們又見老先生嘖嘖兩聲，旁若無人，悉心地擦拭起他的模型來。

而我也貪看《我城》裡西西幾次一本正經談作品，或坐著等導演指示時，陳果把她小說中的人物造成巨大玩偶經過她面前，或乾脆穿上緊身蜜蜂衣進行訪談，西西突然迸出的，夏日煙花一樣的驚喜。雖然攝製過程和映後導演發言引起風波，但一如廖偉棠說的：「我甚至有點感激陳果，他做了我們想為西西做而不好意思做的事。雖然這是個壞同學，他在放映後坦承自己沒有看完任何一本西西的書。」 [9]

不過，當西西領著鏡頭逛土瓜灣，突然，小說家消失在大樓轉角，我們看到鏡頭簡直變成厄夜叢林一般慌亂的晃動奔走，跑去哪裡了呀？然後，遠遠的，西西半個身體探出樓的另一側，惡作劇一樣，一聲不吭的笑。在那一刻，我好像又看到西西成為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