須文蔚vs.阿潑／說好一個真實故事 【文學相對論1月二之二】
文學跨界的衝擊與調和
●阿潑：
一心想記錄大事件而進新聞系的我，很快就知道自己對於那逼發腎上腺素的第一線採訪，沒有那麼熱中。即使我在時效性、新聞性高的課程訓練中，容易拿到好成績，「新聞鼻」也頗受師長同學稱讚，然而，隨著經驗累積、見識增多，我發現「時間」對報導內容與品質而言，是相當殘酷的考驗，如果讓自己的筆只為那五百字的「新聞訊息」服務，就會漏接許多重要的東西──即使這五百字是一切的基礎。
我決定要走調查或深度報導，若能寫報導文學更好。
不幸的是，我長於一個報導文學沒落的時代，但又幸運地在決定方向時，遇上影響我至今的林元輝老師，不論現代文選或報導文學課上，他對「人的品質」的要求、對時代與土地的理解的提點，讓我有了超越純淨新聞規訓的感受力。比起「大新聞的視野」，我對「小人物的生命」更著迷，方知透過Nobody去訴說一個時代、一個社群、一個事件的構成與意義，或許才是我真正想做的。
那時，我還不知道，這正是人類學或民族誌可以做到的。但因為林元輝老師的啟蒙，在泛藍家庭、黨國教育下成長的我，才有機會認識台灣本土議題寫作者，也才知道陳映真、《人間》雜誌與白色恐怖的位置，期待自己有朝一日可以寫出像《人間》雜誌那樣具關懷性的作品。就算已進入24小時的SNG、新聞播送與數據說話的時代，我仍希望能證明有些東西必須要存在，並能與速度和數字抗衡，甚至超越時間限度。「報導」可以不用那麼勢利，不必都要向現實低頭。
儘管一度絕望的我，離開媒體，走向人類學領域；但經過人類學洗禮的我，再回到媒體，重新拿起筆，看待報導主體的角度，面對新聞事件的眼光，已經不同。這才想起，當年決定轉向人類學的途中，我曾向諸位恩師懺悔，直道我辜負他們的栽培與用心，背棄自己受到的訓練，而他們多是笑笑：「一個好的記者未必能成為好的人類學家，但一個好的人類學家必定會是一個好的記者。」
●須文蔚：
我經常看到西方的電影中出現一行字：「本片由真實故事改編。」許多報導文學經典拍成電影，引發社會關注，這引發我的好奇，何以國外的紀實書寫總能與小說媲美？而台灣的作品總顯得綁手綁腳，缺少情節，人物形象也模糊？核心的問題就出在文學界總以新聞報導的準則評估「報導文學」，限制了寫作的可能性。
相形之下美國文學界的紀實文學寫作就精采無比，如卡普特（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或是塔尼斯（Talese）的《王國與權力》（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他們的風格都趨近小說筆法，重視主人翁間的對話，進一步描述主角在新聞情境中的思想與感情，在跨界的書寫中，說出動人的真實故事。
有鑑於此，陳映真先生就曾比喻過「報導文學應當姓文不姓新」，無非希望未來的書寫更貼近文學些。因此我在2012年提出「鬆綁論」，呼籲寫手能甩開束縛，寫出別開生面的田野故事！
阿潑和我的啟蒙老師都是林元輝先生，他有篇相當前衛的書寫〈黑熊悲血滿霜天〉，就擺脫了散文與報導體式，以小說的筆法，擬人的角度寫北橫公路一帶，黑熊保育的問題，揭露了農人、獵人與黑熊搏鬥的血淚史。究其實際，作家只要有完善的採訪與考證，維持紀實的內涵，有何不可？
我展開的書寫，指導學生的寫作，都開始有了變化。固然，報導文學務必排除虛構，不像小說創作能出入虛構與紀實，更不可以為了作者的想法而虛構事件、典型化人物、改寫現實世界。但報導文學通過了書寫者的思索和文字的表現，應當可以向小說家借用刻畫人物、描寫環境以及渲染氣氛的手法，必要時也可對事實做適度的處理與取捨，以充分的採訪、查證與推論輔佐，在不背離真實的狀況下，為書寫鬆綁。
在當代的報導文學環境中，越來越多跨界的題材出現：司法改革、白色恐怖、環境保護、教育議題、老人照顧等等，怎麼寫？如何說？相信是一個不斷需要辯證的課題，阿潑從人類學的角度為報導文學找到新觀點，而我希望從說故事的基礎為報導文學的書寫鬆綁，都必須跨越，也都必須面對衝擊。
印象深刻的田野
●阿潑：
其實很難說我是從人類學找到新觀點，應該是說比起其他書寫者，我比較偏向人類學思考，但實作上，我記者性格還是強了些。
人類學對我最大的影響，並非田野方法──事實上我是很不會做田野的人──而是很老派的「文化相對論」，因此我常以處於「異文化」的姿態去面對受訪者或群體，原本熟悉的事物就會變得陌生，才能重新建構、調度文本，而不會很快進入某種「想當然耳」。
這種經驗體悟，與其說從課堂來，不如說是從自己的異地收穫。每次演講，我都會提起自己在非洲當志工的見聞：花上一整個暑假去整理馬拉威某個教區醫院的庫房，那裡塞滿了從已開發國家湧來的愛心，當地人卻不知道如何使用或無法使用。先進國家的自以為是，造成當地的災難。與之相比的是，我們這些停留不到兩個月的志工，不斷接受那個社區的感謝，他們贈送我們能多吃幾天的糧食，甚至有個老奶奶寧願餓肚子，也要將她手中的香蕉交給我們。所謂的「奉獻」在這個物資缺乏死亡率高的國家，成為我困惑且無法定義的詞彙。
過往，我一直無法理解某些地區的人為何不懂未雨綢繆、只求活在當下。但一個越南華人對我斥責台灣人的任意歧視，「你們沒有想過自己不但沒有被戰爭凌虐的經驗，也不知道自己如何從戰爭中得利。」
距離我們相當近的東南亞，時常帶給我類似的思考衝擊，而我們自以為熟悉的中國，也讓我每次造訪，都有一種發現新世界的感覺。這多是我們太依賴媒體或他人給我們的框架與認知之故。作為媒體人，我常因此感到抱歉。
對我來說，最深刻、最震撼的田野，多半是能強烈摧毀我的偏見與認知的相遇。而那些徹底衝擊我的採訪或田野，正是我書寫的動力。這大抵也是我傾向選擇「遠方」作為書寫題材的原因，有些事物太近，反而容易產生定見，並對自己想法過度與固執。如果能拉開一點距離，從別人的故事得到些感悟，再回頭看看自己，就會有新的視角與濾鏡及新的認識。
●須文蔚：
剛開始教報導文學時，學生所提出的題目都是原住民書寫，要不然就是環保議題，理由無他，1970年代得到報導文學獎的經典作品，十之八九都出自部落或公害現場。世界之大，難道沒有值得關心的其他題目？1980年代英國的文化研究中，就有一系列的閱聽人研究以客廳為田野；中國大陸作家劉元舉的報告文學《中國家庭：鋼琴熱帶來的喜與悲》，也取材於客廳裡的音樂課，看來田野不見得一定遠在天邊，更可能近在咫尺。
我大學讀的是法律，也一直覺得台灣的司法改革遭遇困難，很大的因素是法律過於專業，文書太過文言，以及改革訴求向來太理論化，缺乏好的故事，自然缺乏說服力。為了寫作〈焦炭能熔融黑金──霹靂女檢座俞秀端〉一文，我約訪了忙碌的主人翁，她允諾給我半個小時。
俞秀端出生在台北縣雙溪鄉的礦工家庭，一九七五年罹患紅斑性狼瘡，國一就休學，陪父親賣菜，到工廠做工，沒有因為病痛而放棄她的理想，一九九五年先後通過多項高考與特考，出身貧困的她沒有選擇當律師，而是走向了檢察官的道路。
我原本以為會是很冰冷的一場對話，在詢問她成長歷程時，發現她與我同齡，國中休學二年。我很好奇，在讀北一女夜校時，誰鼓勵她讀法律系？俞秀端說：「是我的三民主義老師。」
當下我問：「是簡易老師嗎？」
「是啊！」
「我也是簡易老師鼓勵我讀法律的！她也是我的三民主義老師！」
她立即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以為我也畢業於北一女？我趕緊解釋：「簡易老師原本在我就讀的學校任教，我高三那年她轉往北一女任教。」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恩師，有不少回憶是交集的，我的法律訓練也能貼近她的實務經驗，加上我關心她來自工人家庭的悲哀，她願意侃侃而談，在又哭又笑的溫馨對話中，不知不覺我們談了一個半小時，也讓我寫下了一位敢於對抗黑金勢力的正直檢察官。
與陌生人物的碰撞，打破心靈的藩籬，類似的故事很多，都是我難忘的田野經驗。
企畫一本紀實文學的經驗與建議
●阿潑：
從學生時期，我非常喜歡讀雜誌類的報導，當時這種結合訪談、資料、數據、分析與觀察描述的數千字文章，於我就很夠滋味，總企盼著自己也能是這麼一把好筆。隨著年紀增長，閱讀與人生經驗也不斷積累，發覺到即便是萬字專題亦有缺漏，若能成書，結構、論證與鋪陳或許就能夠更清晰。
但所謂成書，並不只是彙整多篇文章而已──從我第一份媒體工作開始，長官們都有將某個欄目或專題集結成書的習慣，卻沒有思考「書」本身的有機性與其內容本身的對話性與連結性。我未曾當過編輯，這麼說有點大言不慚，但因為慣常閱讀非虛構作品，尤其是西方記者的書寫，因此大概也摸索出一些心得與想法，後來不只閱讀內容，也會試著分析結構與方法，偷偷模擬一下。
約莫就像想要做出好料理，就要去吃些好菜，而後用自己的舌頭去感受食材與醬料的調配，再自己做做看。其實這也是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在編輯我第一本專書時提醒的，他常叫我多看兩遍何偉的書，嘗試拆解他的寫法，但我不置可否──我很喜歡何偉的《甲骨文》，百看不厭，但其他作品就沒有我的緣，而且他是文學科班出身，我偏好的書寫是比較新聞或知識性直白的，像紀思道或卡普蘭，這種帶著大量事實陳述與論證的，才是我的菜。於是，富察就會說：「那就拆解他們的。」
但不論什麼性質的非虛構作品，或帶著怎麼樣的個人風格，是單篇專題也好是整本論作也罷，都必須帶著問題意識寫作。《介入的旁觀者》這個雜文集不論，《憂鬱的邊界》與《日常的中斷》都可以從書名中感覺到我試圖展演的元素是什麼，前者我談的是「邊界」，不論有形或無形的，都可以外向國界歷史，內述族群認同；後者我論的是「日常」，不論災難發生與否，人就是從一個日常、過渡到一個日常，再回復日常。田野與採訪是另一回事，但在執行書寫計畫時，扣準一個問題意識來鋪排與對話，呈現一個清楚的主軸，是我目前努力維持的方向。至於其他更要效法或進步的標準，如果再有書寫計畫或機會，或可再往前努力一點。
●須文蔚：
這些年我觀察到台灣報導文學越來越走向專題著作的趨勢，單一主題成書，不再是單一作者的各色短篇結集，因此如何聚焦在一個讀者有興趣？作家感受到書寫熱情的主題？確實需要絞盡腦汁，所幸這系列出版我的合作夥伴曾文娟總編輯，嫻熟企畫，我們陸續推出的創作，寫作形式上有突破，主題也都貼近台灣歷史、公益、人文與社區。
民國一百年時，我們希望為台灣的青年編一本書，鼓勵青年立志及時，出名趁早。藉由和幾位年輕作家一起書寫《那一刻，我們改變了世界》一書，寫出這些精采人物青年時期的故事，重新擦亮他們的名字，重新說出了一些年少輕狂，一些熱血沸騰，一些衝撞現實，以及激勵人心的故事。
隨後我企畫《台灣的臉孔》一書，書寫為台灣奉獻的外籍人士，包含傳教士、教育家、藝術家與新住民，讓讀者閱讀這些近在眼前的故事，發現自己土地上存在的問題與缺陷，接受他們善行的感召，進而願意站在他們的身邊，承接他們無疆界的溫情，也重新定義「愛台灣」的意涵。
接著出版的《烹調記憶》，原本希望多元地記錄家常菜，帶出更多歷史與文化的想像與感動。但是文娟陪著我和郭怡青一面採訪，一面發現家常菜是不斷流失的祕密技藝。所幸我們及早進入受訪者的飯廳與廚房，聆聽動人的生命故事，品嘗到受訪者或家人的家常菜，在餐盤與筷子間湧出的字句，都有著迷人的香氣與溫度，以及深情的回憶。出版時文娟策畫了一場餐會，還原了書中的美食，告訴我們記憶真能烹調。
最近寫成的《看見機會：我在偏鄉十五年》（時報文化）則是田野報告，想和讀者分享台灣數位落差的現況，以及大學教師、大專資訊志工與社區夥伴如何一起以創意、人文和熱情應用數位科技，翻轉城鄉差距的各項努力。因為蹲了十五年，我希望在有限的篇幅中，讓更多付出心力的朋友登場，讓他們誠摯的面孔為讀者熟悉，也期待更多來自不同角落的讀者願意走進DOC，成為偏鄉教育的生力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