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流亡文學／流亡中的自在 —- 達蘭薩拉之行
2015年的3月的那個上午，陽光的千千隻手抹下暖暖的釉彩，在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好友MZ和我夾在幾位朋友中間，參加達賴喇嘛同漢人的一場談話。
MZ和我分別從台北與大阪出發，約定在香港的空港匯合，然後乘坐同一班飛機到新德里，再從新德里北上。然而，我的班機誤點誤得一塌糊塗，我這個跟屁蟲，打的如意算盤是誰有愛瘋手機就跟誰走，沒帶任何通訊裝備，跟MZ聯繫不上，幾經周折到香港後眼巴巴看著MZ的飛機起飛，一屁股坐在地上乾嚎。
一路顛簸趕到達蘭薩拉，即將八十歲高齡的尊者坐在眼前，羞澀的MZ和我，卻不知該說什麼，原先準備好的幾個問題全憋回肚子裡，捨不得老人家的時間和精力，在最近的地方呼吸同一空氣，足矣。細心的尊者從人群中發現我們，親切地招呼我們坐在他身邊，左手牽著MZ，右手牽著我。
我請尊者給日文版《圖博特的秘密》簽名，忍不住跟尊者說了書中唯色記錄的一個真實的小故事。
「三·一四」之後，當局宣稱：「有足夠證據證明這是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暴亂」，為此開動所有宣傳機器「取證」。西藏電視台作為重要喉舌，奔赴各地拍攝「藏族人民的心聲」。
在某農村，村長喊來一位平素很聽話的阿佳啦（藏語，大姐的尊稱）作為幸福的「翻身農奴」代表，事先對好口徑，希望可以圓滿地完上頭交代的政治任務。
「唰」地攝影機擺開架勢。
「你認為‘三·一四’事件的主要起因是什麼呢？」
阿佳啦硬著頭皮吞吞吐吐地回答：「嗯，是不是，你們說的那些打砸燒幹的吧？」
記者差點暈倒。
鄉下條件差，攝製組只想早點收工回城。為了多快好省，記者決定提示一下阿佳啦，就直接了當地說：「是達賴幹的」。
這次輪到阿佳啦差點暈倒。她激動地輕呼了一聲，立即雙手合十，神情虔誠地說：「噢，貢覺松（藏語：佛法僧三寶保佑），難道我們的袞頓（藏語：對達賴喇嘛的敬稱之一）回來了嗎」？
「是我幹的，也許真是我幹的」。 尊者聽了笑得像個老頑童。
尊者聽說我來自日本，談到六十代後期初次去日本的印象，清潔、秩序、食物精緻，在取得物質成就的同時並沒有忘記關懷歷史文化，對日本的現代科技印象深刻。我想起尊者的自傳《流亡中的自在》提到：「9歲就得到一塊金錶」；「孩提時代的把戲之一，就是把東西分解，然後試著重新組合」。就好奇地問流亡印度後是否還幹自己的老行當—修手錶？尊者又笑了，「修啊，家裡有一個修錶工作間，替家人和朋友修好很多隻別人看來已無可救藥的錶，你的手錶要修嗎？」
我很羨慕王力雄先生得到尊者送的一隻手錶。尊者說，我們需要更多的像王力雄、劉曉波一樣關注西藏命運的漢人知識分子，因為我們是呼吸與共的命運連體兒。現在，漢人中這樣的知識人逐漸增多，你們遠道而來就是一個證明。接著說，我還送過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先生一隻高級手錶。那是1954年或者1955年，到北京參加全國人大，還被當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期間同時任周恩來秘書的習仲勛見過幾次面。據說習仲勛本人也曾經展示這隻手錶，「你看，這是達賴喇嘛給我的禮物」。尊者認為習仲勛是一位很開明的人士，對其子習近平也抱有一些期許，仍然希望能夠恢復漢藏談判。
我這一代是在歌唱解放軍進藏幫助「砸碎封建農奴枷鎖，實現民主改革」的革命歌曲《洗衣歌》的蹦跳中成長的，正如丁子霖老師說的，「我們中國人的頭腦是在被共產黨改造的太麻木遲鈍了。有時這種麻木和遲鈍竟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89年春天北京爆發了空前規模的學生民主運動，但是，人們在沸騰、喧囂的天安門廣場上，卻沒有聽到過中國學生聲援西藏人民的聲音，而參與那場運動的人們不可能不知道，僅僅在這兩個月之前，中共當局剛剛在拉薩對藏人進行了一場血腥的屠殺」。
很多年後我才知道，就在那一年尊者發表抗議聲明，「他們讓世界看清了他們的手段的真相：原來對中共統治下的西藏人權蕩然無存所持的懷疑態度，早就一掃而空」。爾後每一年的六四都呼籲，解決西藏問題不僅僅是西藏人民自己的事，而是全體中國人民的。
而那首「是誰幫咱們翻了身呃？是誰幫咱們得解放呃？是親人解放軍，是救星共產黨」的《洗衣歌》，原來是從一首西藏民謠改編而成的紅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