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流亡文學／流亡的樂章
段信軍的新專輯《寂寞歐羅巴》、《臺北敘事詩》。(網路圖片)
（一）
談到音樂家史上的流亡，最廣為人所知的是波蘭作曲家、鋼琴家蕭邦（F·F·Chopin，1810-1849）》，其名言「請把我的心臟帶回祖國」、「我的心同那些革命者在一起的」同他的音樂一道雋刻在人們心裡的墓碑上；具有爭議的德國作曲家華格納（W·R Wagner1813-1883）曾流亡巴黎等地十二年；動蕩的二十世紀因「十月革命」、因逃離納粹德國魔爪、因「布拉格之春」、「波·匈事件」而流亡的音樂家更是不計其數。李歐梵先生的大文《（弦裂）：一個音樂家的流亡故事》寫過柏林愛樂樂團首席小提琴家、猶太人斯恩特（Hellmut Stern）流亡於滿洲國的一段經歷。
而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音樂史上最大的流亡事件當屬著名的作曲家、小提琴家馬思聰（1912-1987）的「流亡曲」。
實際上，從「反右」到文革，被侮辱被迫害致殘、致死的音樂家究竟有多少，至今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1966年文革「狂飆猛進」時，僅上海音樂學院，就有17名教師死於非命。
指揮家楊嘉仁（1912-1966）夫婦兩人細心地用報紙緊緊糊住通向孩子房間的門窗縫隙，然後打開了煤氣。他指揮的無伴奏合唱《半個月亮爬上來》在大陸家喻戶曉。
曾在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深造過的鋼琴家李翠貞（1910-1966）自殺前描眉塗粉、用手指抹上最後一道口紅，穿上高跟皮鞋、旗袍，美麗而優雅地坐在沙發上，等著人來收屍。
以演奏蕭邦的鋼琴名曲而轟動世界、在波蘭演出時獲得蕭邦的右臂石膏模型的顧聖嬰（1937-1967），同母親、弟弟三人一起自殺。此時，她的父親早已被判無期徒刑，關在監獄。
天主教徒音樂指揮家陸洪恩（1919-1968）在上海的「人民廣場」被宣佈判處死刑。
（二）
1949年，馬思聰從香港乘船回「新中國」，準備應邀參加全國第一屆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並被任命為剛剛成立的中央音樂學院院長。
1966年5月，儘管馬思聰「買了三張黃紙」用大字報的形式表態「熱忱支持、並願意接受改造」，並加了一個「我的決心」，甚至「為避免麻煩」而卑躬屈膝地為黨的縣委書記焦裕祿寫歌曲，但仍然被當做「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吸血鬼」揪出來慘遭遊行批鬥，「所有的人對我們拳腳相加，劈面吐唾沫，尤其是那些孩子們，更無法無天。在人群中我發現一些是我自己的學生扭嘴歪臉的面孔」。「這些紅衛兵沒有頭目、所以他們中間任何人都可以把我們當做正當的獵物，任意予以戲弄」。
他的妻兒在紅色恐怖中逃離北京，歷經千難萬險逃到廣州與他匯合，1967年1月，一家偷渡到香港，「離船時，我僅攜帶著我的小提琴」，避難美國後發表《我為什麼逃出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我是音樂家。我很珍視安寧與和平，以及利於工作的環境。況且我是中國人，熱愛並尊重我的國家和人民。正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是一場悲劇。和它比較起來，此前我個人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都顯得微不足道」。
文化大革命還在進行，這個運動的殘酷、橫暴、恐怖、盲目和瘋狂，超過十七年來發生的一切。它導致中國知識分子被消滅。同其他許多人一樣，多年來在終於起顯著作用的不論是黨內還是黨外的人民—去年夏天和秋天所發生的事件令我灰心喪氣，並且迫使我和我的家人成為逃亡者，成為在國內漂泊無依的「饑餓的幽靈」。
如果說我的遭遇在某種程度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那只是因為我成功地逃出了中國，而大多數人都沒有能做到這一點。
馬思聰一家在造反派和紅衛兵的眼皮下光天化日地「失蹤」，這還了得。中央文革小組和公安部立即成立專案組，實施商鞅變法時期的「連坐法」，株連親友十幾人，死的死、傷的傷、判刑的判刑、發瘋的發瘋，堪稱人間罕見的大悲劇。
馬思聰流亡美國後每五年去一次台灣，前幾天有朋友發給我一小段馬思聰在台灣講話的錄音，將台灣稱作自己的「祖國」。
早年一位記者在紐約訪問馬思聰時問：「現在中國給您平反了，也改革開放了，您是不是回去看看？」，「那裡有點骨氣的人—像我的一些老朋友們—不是自殺就是被批鬥死了，剩下的—一個沒有人的地方，我回去幹什麼呢？」
他們夫婦至死都沒有再踏入那片令他「四肢著地爬行」的土地，但在2007年他的骨灰卻被後人送回廣州埋葬。
（三）
文革後，音樂史上有過一段相對寬鬆的時期，崔健的《一無所有》初次登上官方舞臺，標誌著搖滾樂和他的紅星棒球帽的啟蒙時代的紀元。但是，六四的「最後一槍」擊潰了自由的夢想。
2010年的夏天，在巴黎，我遇到翻唱《最後一槍》完整版的盤古樂隊音樂。
蒙龍，一位原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的高材生，因「六四」而流亡巴黎，成了一名無國籍的藝術家。蒙龍與他的日本鋼琴家妻子中野真帆子用中日兩種文字寫作了幾部關於蕭邦的書。
身為「異類」的流亡者在文化上總是自願起著橋樑的作用，蕭邦的命脈，如一條臍帶，通向世界流亡者的軀體。
那天跟蒙龍一起來我旅居的小飯店的還有一位名叫張健的小夥子，張健帶來手術後從腿部取下的一枚子彈，他也曾在天安門運動中參加過維護廣場秩序的「糾察隊」，人民解放軍的「最後一槍」擊中了他。
他們一道在前一年的紀念「六四」二十週年時，與流亡瑞典的盤古樂隊的貝斯手段信軍、主唱敖博舉辦了音樂歐洲巡迴演出。
盤古樂隊是誕生於「革命紅都」南昌的一支遊離北京主流搖滾樂壇之外的炸藥包。發表過「盤古先死為快系列」–《死的人不夠多》、《盤古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南昌市的羅漢是殺不完的》、《盤古暴民選集》等十幾張專輯。光看標題，就其豪氣和殺氣，令人想起魯迅的《這樣的戰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著雪亮的毛瑟槍的；也並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卻佩著盒子槍。他毫無乞靈於牛皮和廢鐵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著蠻人所有的，脫手一擲的投槍」。
2004年，盤古樂隊因在台灣高吼出「就算我們獨立一天，也比不獨立要好/就算我們獨立一小時，也比不獨立要好/就算我們獨立一分鐘，也比不獨立要好」，被中國大陸官民聯合絞殺，從此流離異鄉。
音樂想像中的盤古樂隊應該是生猛率性的武松與魯莽膽大的李逵，然在寒風蕭瑟的臺北街頭小咖啡店，段信軍與敖博，各自只點了一杯濃咖啡，然後埋頭專心攪動著杯子裡黑夜一樣的寂靜。
那時他們棲身於臺北郊區，製作了《盤古獨立》、《少年》等專輯，其中《少年》登上過誠品敦南音樂館排行榜亞軍。同年大陸發生了「楊佳襲警事件」，一黨體制下的員警往往是濫用暴力的「鷹犬」形象代言人，他們立馬推出《故鄉的刀》、《我們相信楊佳》、《給你一個說話》，謳歌「你的尊嚴，帶上天堂/你的豪情，像太陽一樣」的獨膽英雄主義。
又有些年沒有這些朋友們的消息。
如果說政治流亡意味著失去廣場，失去思想資源，文學流亡意味著失去語言、失去讀者；那麼音樂流亡，意味著失去什麼呢？儘管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龐大的流亡者中出現過不少閃耀的人物，但實際上絕大多數的流亡者只是陪襯星星的黑天鵝。他們沒有家園的歸屬感，對於原有的「根」的社會與重新被劃入的旁「枝」落「葉」的社會，都是雙重身份的缺席。
在民主社會的台灣或者西方其他國家，盤古樂隊對專制壓制下人權侵犯的激憤、對要求像人一樣直立的尊嚴的吶喊、對圖窮匕見的荊軻式英雄的歌頌，就像「寂寞空庭春慾曉」的觀眾席，而擂臺上的拳擊手，一拳猛擊在棉花上。
蒙龍還在巴黎，真帆子每年都去歐洲舉辦鋼琴獨奏會，我在《零八憲章》簽名單上看見了她–唯一的一位日本音樂家，她站在她丈夫堅持的信念這邊。相聚時的夫妻仍然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中繼續尋覓蕭邦的足跡。
去年暮春，傳來張健病逝的消息，據說乘飛機返回巴黎途中，因病情惡化，在德國慕尼黑臨時降落，搶救無效。那首「無情的子彈穿不透理想/自由的胸膛比坦克更堅強」的《天安門兄弟》出自他的填詞，盤古樂隊作曲。
又聽說盤古樂隊解散了，敖博仍在東南亞某國漂泊，而段信軍早就回南昌去了。當局沒有像當年定性馬思聰「叛國投敵」那樣太大地難為他，僵硬與善變，正是哪個體制迴光返照的秘訣。
收到段信軍的新專輯《寂寞歐羅巴》、《臺北敘事詩》，真是意外的驚喜。
《寂寞歐羅巴》十四個故事以他自己作詞作曲的《流亡曲》開頭：
我覺得自己像個流浪漢
該如何安排未來時光
可是你告訴我，我的兄弟啊
我們正在流亡
我從來沒有流浪的幻想
也不曾為它而歌唱
可是你告訴我，我的兄弟啊，
我們要面對流亡
一覺醒來窗外陽光明媚
我依然踡縮在故鄉的夢裡
你說不必擔心這是自由的土地
可是兄弟啊，我沒法擺脫過去
我這一生兒女情長
你總是讓我滿懷理想
可是我要對你說，我的兄弟啊
我的宿命就是這樣
從亞細亞穿過歐羅巴
從日出的東方飛向北極光
這生命之舟載我飄向何方
這流亡的路上我有點迷茫
流亡是一首暴戾的詩
流亡是一曲無調的歌謠
流亡是一幅抽象的畫
沒有人能懂得它。
《黃晴美》寫給1970年向蔣經國開槍的黃文雄的妹妹黃晴美，因為在盤古樂隊流亡斯德哥爾摩時，她曾親自送來手工做的滷蛋和豆干；《他從小的志向就是偷渡》，唱給一位被判無期徒刑的「現行反革命犯」；
《臺北敘事詩》十四首寫給庇護與溫暖流亡者的福爾摩沙，他們永遠懷念那「海沖刷不掉傷痕，情人的唇印和記憶」。
安德列·布勒東（A· Breton1896-1966）二戰後結束在美國的流亡生活回到巴黎，曾經寫下唯一的一首表達歸鄉的詩《我回來了》，自問「我們到底在哪裡？」，一種熟悉的陌生與無所適從，像一把生鏽的銼刀上刮來的風，令他顫慄。
回家，意味著另一段流亡旅程的開始。
新冠病毒肆虐的日子，躲在棉被的城堡裡，塞上耳機，音樂中，天上、地下各奔前程的人，都宿命地相聚在永恆流亡的路上。
作者》劉燕子 中日雙語寫作者，翻譯者，教師。
